9年前，素有“中国职业教育第一校”之称的蓝翔技校，发生了一件极其荒唐的事。

(资料图片)

学校以“打扫卫生”的名义，率领百余名学生前往河南商丘某小区打群架。

学生们凌晨4点坐大巴颠簸了8小时，抵达现场后才得知，此行的目的是帮校长争夺离婚财产，而“报酬”不过是一人2个馒头、1包榨菜和1瓶矿泉水。

开打之前，老师甚至威胁：“谁也不准跑，谁跑就开除谁”。

这种事在普通学校绝无可能发生，但对职业学校来说，它只是乱象中的冰山一角。

据教育部统计，我国有1.12万所中高职业学校，在校生近3000万人。

将近一半的年轻人，被挤下中、高考的“独木桥”，进入职校后便被打上了“低人一等”的烙印。

他们面临怎样的困境？又经历了怎样的挣扎？

正辉是个“农二代”，进入职校后，他头一回体验到被鄙视是什么感觉。

县里有两所还不错的高中，但正辉都没有资格入学，无奈之下只得选择另一条路。

“职业教育”四个字，像孙悟空的紧箍咒，无论走到哪，都让他觉得矮人一截。

在职高读了一年后，正辉明白了，外界的偏见并非没有道理。

上学的第一天，他就受到了来自高年级的恐吓：“你给我小心一点！”

学校里有不少是一些成绩不好、综合素质差的“问题学生”，没有半点学习氛围。

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在上面讲自己的，学生们在下面睡觉、聊天、嗑瓜子......还有的把镜子摆在课桌上化起了妆。

只要闹得不过分，老师都一概视而不见。

某职校副校长曾坦言，对很多学校来说，基本指导思想就是“别出事”，至于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如何，就业质量怎样，没人会去真正考核。

隔三岔五，学校里就有人被开除。

有的是因为打群架，有的是因为打老师，还有的是因为怀孕生子——在这里，女生怀孕并不少见，很多女孩子就这么一步步走向了堕落。

没人关心他们，也没人在乎他们。

正辉记得，自己被欺负以后曾向老师寻求帮助，老师却告诉他，随波逐流就好了。

在这样一个大染缸里待久了，人很容易变得麻木。这些学生先是被家长、老师抛弃，最终又彻底被自己抛弃。

阿峰在深圳长大，就读于一所民办初中。那里的同学和他一样，都是外来务工者的子女。

学校的初三年级共90人，只有20人在中考班。那年6月，不出所料，参加中考的同学全军覆没。

阿峰考了233分，才刚到满分的一半。但就算考过了分数线，由于没有深圳户籍，他也没资格上当地的公立高中。

后来，父亲说给阿峰在韶关联系了一所普通高中，阿峰就去了。结果到那才发现上了当，其实父亲给他报的是职校，学汽车维修专业。

阿峰恨父亲，他想留在深圳，却被“骗”来了这里，从此便拒绝与父亲往来，学费和生活费全靠自己逃课打零工去挣。

阿峰更是恨透了职校，他对所学的专业没有半点兴趣，同学普遍都逃课、打架、抽烟，在那种环境下很难不被影响，渐渐地他也开始跟着混日子。

从职校生的身上，可以看到许多社会问题的缩影。

他们背后隐藏的，是数不清的下岗家庭、农民工家庭、单亲家庭、贫困家庭、暴力家庭以及父母忙于生计而教育缺失的家庭。

这些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充满了无助、迷茫和痛苦，进入学校后又无人引导，更容易走入歧途。

高考结束那天，正辉回头望着那些同学，在心里狠狠说了句：这辈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了。

顶岗实习，是职校生要跨过的另一道坎。

刚满18岁时，俊华被职校送进了一所电子厂实习。

这是拿到毕业证的必要条件。

原本学计算机专业的他，成了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，负责将零件插到电路板上。就这一个动作，重复，重复，再重复。

工厂里的世界很小，小到只有工位那么大，俊华甚至都不清楚最终生产出的成品是什么。

才过了两天，俊华手上就磨出了血泡。但他没法停下来，如同机器上的齿轮，只能不停向前翻滚。

在98年修订版《新华字典》中，有关冒号用法有这样一个例句：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；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；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：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。

的确如此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职校曾有过一段十分辉煌的存在。

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今天，职校想要让人重拾信心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。

改变也许很漫长，但只要职校寄托了一大群人的希望，那么改变终将会到来。

-END-

参考资料：

1.南风窗｜《职校生的痛，真不是卖惨》

2.看客｜《职校生的痛，上过流水线才知道》

3.三联生活周刊｜《中国2600万职校生困境：被挤下“独木桥”后》

4.南风窗｜《我们的命运哪里还能改变？——一个“农二代”职校毕业生的来信》

5.腾讯公益｜《被“嫌弃”的职校生，后来都怎样了》

6.新京报｜《一场撕掉“职校生”标签的表演》

作者：鹿野

编辑：柳叶叨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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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里老员工很少，多数都是实习生和临时工。每天加班习以为常，明面上工厂是8小时工作制，实际还要再加2小时的班，没人提出异议。

像俊华这样的中职生，出路有三条：参加对口高考、直升本校大专或直接毕业。

俊华打算参加高考，等5个月的实习期结束，就只剩不到半年的复习时间了。厂里也有已经考上大专的，因为缺实习而拿不到中专学历，只得听从学校安排来工厂再耗5个月。

尽管教育部做出了相关规定，但无论是在专业对口、工作时长还是薪资方面，职校生的实习状况都与规定相去甚远。

由此诞生了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悲剧。

余超就是其中之一。

他原本是湖北某职校计算机专业二年级学生，2021年6月11日，学校安排该专业90余名学生前往深圳实习。

工作内容是在一家工厂搬箱子，跟所学专业没有半点关联。

箱子很重，一个大概有20多斤，学生们就像是没有思想的蚂蚁，每天在两点之间来来回回搬运十几个小时。

大部分同学都被安排到了夜班，并且不允许请假。

余超就在夜班组，从晚7点上到早7点。很快，他的身体就吃不消了。在跟父亲通话时，余超曾抱怨，自己上班太累，白天总是因为睡着而错过午饭，最近时常觉得胃疼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先后请了3次假，却通通被厂里的班组长记为旷工。

6月23日，余超在搬箱子时撞破了头，眼镜也摔坏了。班组长过来简单处理了一番，就要求他继续上班。

第二天上夜班前，余超自觉无法工作，便经班组长同意后写了请假条。谁知，转头他又被登记了第四次旷工。

6月25日，学校班主任打来电话指责余超。尽管他做出了解释，班主任仍严厉警告“如有下次，坚决开除”，并两次在班级群里发布通报批评。

就在第二条通报发出15分钟后，年仅17岁的余超从工厂宿舍楼6层阳台跳下，当天中午被宣布死亡。

职校实习乱象丛生，专业不对口、工时过长、克扣工资、工作内容枯燥单一、工作环境差......强制实习、违规实习屡禁不绝。

学生之间，流传着一些故事，学校与企业暗中交易、人头费、工资抽成等等黑幕被描述得绘声绘色。

这种事情确实存在，有个别院校将学生实习当作一门“生意”。

不少企业会找第三方机构，通过劳务派遣、外包等形式找职校生顶岗实习，中介公司为了盈利，根本不会管专业是否对口、工作时长和薪资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，就把学生派去赚中介费。

最后，企业获得了廉价劳力，中介挣到了钱，学校完成实习指标，而学生的权益却得不到任何保障。

也有人想要摆脱命运的桎梏，在后浪的年纪奋力奔涌。

李静扭转自己人生的方式是考专升本。

从高职毕业后，她在网上找了份文员实习，薪资写着6千到8千元。谁知被顺利录用后，公司却安排她到流水线上去做普工。

李静当即就决定走人，她问旁边一个看着像维修工的中年人，要怎么办手续，对方却反问他为什么要离职。

“这个岗位与我的预期不符。”

“明天来人力部门报到吧，我们员工关系岗需要你这样的人。”

没想到那个“维修工”竟是人力部门负责人，李静就这么误打误撞做起了人力资源工作。

这份工作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，还得站在台上面对一两百人发言。李静头一回找到了兴趣所在，她发现自己不但不怯场，还很擅长和人沟通。

考专升本时，李静果断选择了人力资源专业。

两年之后，全专业300多名学生中，只有60多人拿到了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，李静便是其中之一。

可即使拿到了本科文凭，对“职校生”的偏见仍如影随形。

由于非统招学历，李静吃了不少闭门羹。去面试一家房产中介公司时，面试官直言她“背景不行”。

最后，李静去了校办的后勤公司。“学历并不代表能力。”她想要证明自己，在工作中更是付出十二分的努力。

理解，是破除偏见的开始。

只有理解了他们的成长脉络和处境，才有可能打破社会偏见，给予更多的包容和耐心。

他们，值得被更多人看见。

曾几何时，职业教育是一条“断头路”，想读本科就得先考大专、再专升本。2022年，新职业教育法通过，职业本科院校应运而生，意味着职校生可以直接考本科了。

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改变，如今高级技工缺口近千万。

数据显示，我国技能人才在劳动人口中的占比不到30%，与德国、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相差了60%之多。

产业升级，需要以有效的技能养成为基础，职业教育就是当中的重要一环。

唯有高质量的职业教育，才能培养出高技能人才，而高技能人才又能为传统制造业升级注入活力，从而推动整个行业工作环境、工作条件的改善，如此才能形成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。

一方面，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强调实践和技能训练，改变“课本上开机器”的现象。

另一方面，应打破学历导向局面，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，尊重每一个劳动者，并且要建立全面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体系，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和待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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